最近，华尔街在热议的一个名字是比尔·米勒，他曾经创造了连续15个自然年度击败标普500指数的辉煌业绩，却在最近两年半屡受挫折。而即将退休的安东尼·波顿，更是连续管理Fidelity特殊情况基金接近30年。国外的基金经理往往如此，两鬓斑白、历经风雨洗礼。
对比鲜明的是，中国的基金经理们，都是些曾经辉煌或者正在为辉煌努力的年轻人。此前，曾经有报告统计了基金经理的任期年限，报告的关键词之一即是“年轻”。目前在任的520名基金经理当中，三分之一的人不足一年，而任职不超过两年的也有三分之二之多。
在过去的10个月里，从6124点到2400点，中国股市已经创造了60%左右的跌幅。如此惨烈的下跌，对于牛市中而起、从业不足两年的稚嫩肩膀，这可能是无法承受之重。报告显示，有半数以上的基金经理，在这之前尚未真正在残酷的熊市中历练。除非是投资奇才，否则不经历数次牛熊轮回，很难相信他们能在熊市到来之时安然应对。基金业当前的状况正清晰地描述着阵痛下的境况。
此时，市场开始回忆那些曾经辉煌的年轻人，他们或曾经创造了200%的年度投资回报率，或曾经在漫长的熊市中给投资者带来难能可贵的正收益。他们曾经叱咤风云，投资的一定之规被他们充满个性化地演绎，鲜明的风格历经涨跌得失之后像烙印般留在市场记忆之中。
本报基金周刊曾在5月底做过一期基金经理的专题——“年轻刻录沧桑”，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，基金业发展十年间，在这些曾经辉煌的年轻人中，依旧担任基金经理的也只有王亚伟等寥寥数人。而与王亚伟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，或成为公司的管理层，淡出最前线；或转投私募，开创另一个世界。
成为基金公司高层，尚能以自己的经验指导那些年轻的基金经理们。而流向私募，对于公募基金的投资力量来说，显然是此消彼长的转变。一份报告显示，从2007年6月开始的一年当中，公募基金共有149名基金经理离任，变动率超过两成。在我们选出的公募基金十骏中，更有六骏已悄然离去。
有人说，基金业的超常规发展、“老人”的离开给新人们带来更多的机会。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，基金经理“一拖二”甚至“一拖多”的现象非常普遍，毫无疑问，投资力量的扩充并没有跟上行业扩张的脚步，新人们成长的速度更是在残酷的市场变化面前相形见绌。
现在的基金公司更愿意用整体实力代替明星经理，一为防范风险，二为树立公司品牌、淡化个人色彩。但这并无碍明星经理们在投资博弈中脱颖而出，至少到现在，明星依然是基金公司聚集人气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如何让千里马在公募阵营中永葆青春？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。我们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已经建立了严格的机制，所谓“马失前蹄”的悲剧很难重复上演。但我们在激励机制依然难见大的作为，而正是由于激励机制的缺失，正成为那些优秀人才出走的原因之一，比如私募——一个以业绩为导向实施激励的“王国”。
甘剑
基金业风云人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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